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中共“八七会议”召开之时.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走上井冈山道路之时.第六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是1930年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之时. 　　上述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必须要考虑几个要件.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体——马克思主义应已经存在于中国；第二,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被人们了解、接受并运用；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实施的主体,这种主体可以是有意识地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去改变中国现实的组织或个人；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施主体的“中国化”行为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第五,在中国已有开始能够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或行为；第六,在中国已有开始能够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可能性；第七,在中国已有开始能够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合适的. 　　这是因为,第一种观点尽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会产生巨大作用,从而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忽略了下列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实施主体,而这时的实施主体尚不存在；其次,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到真正开始运用从而实现中国化是一个过程,不能简单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中国化了；再次,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人看做中国化的实施主体,而实际上这些实施主体有的是外国传教士,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这会造成实施主体的主观意识与其客观行为,特别是中国化结果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不合乎中国实际的. 　　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这种定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施主体有了明晰的概念,即实施主体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个人所代表,而不是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且这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并已经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将其基本原理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被人们关注及了解.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使一批中国的先进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始借鉴俄国经验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此外,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尝试,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思想及组织准备.综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中国历史,尚未发现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事件,因而就不可能以这些事件作为载体,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使这种理论成果及现实成果得以形成.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形成,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为已经开始；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最早打出了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旗帜；再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党纲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它具有了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实践成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当然,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尽管组织还弱小、人员还幼稚、纲领还不成熟,但从另一侧面表明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第三种观点强调在中共“二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较成熟的党纲、党章 　　,这在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如果形成了理论成果,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达到某一阶段,而不是一个起点. 　　第四种观点强调“八七会议”这个时期我党开始摆脱机会主义的束缚,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斗争,从而表现出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的实践特征,表现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加以运用的状况.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即使“八七会议”真正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特点,但是如果没有这之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及掌握,没有对这之前中国具体国情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出现“八七会议”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的.故而将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仍不妥. 　　第五种观点强调了井冈山道路的正确性,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确,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但不能说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其他组织的正确实践活动就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第六种观点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义的规范化,实践和认识的成熟化.这种观点除了前述几种观点在逻辑上的缺陷外,还在于仍然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统一性.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概念,是对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及实践的一种概括及抽象.故不宜将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